《表4 内生性处理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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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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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简要汇报了2SLS的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5）与表2逐一对应。模型（1）中PCDUM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2.370，p<0.01），模型（2）中PCDUM×IP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5.240，p<0.01），以及模型（4）中PCDUM×M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4.689，p<0.01）。这些结果同样支持H1、H2、H4，验证了上文结果的稳健性。同时，与表2的结果对比发现，表4中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意味着解决内生性问题可以更准确地评估高管政治关联的作用效果。但与上文结论不同的是，模型3中高管政治关联与反腐败斗争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1.579，p<0.1），说明反腐败斗争会强化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企业性质的差异会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效果[53]。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董事长通常由政府任命，这种与政府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企业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就能获取政治关联。相反，非国有企业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甚至违背企业的经济目标来建立政治关联[27]。当大力反腐败斗争有效压制了腐败滋生的寻租行为时，企业难以利用政治关联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曾经付出大量成本建立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资源约束，使得企业创新投入更加不足。为验证这一解释，本文按企业性质划分国企和非国企两个子样本来检验反腐败斗争的调节效应，结果见模型（6）和模型（7）。可以看出，模型（7）中高管政治关联与反腐败斗争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1.606，p<0.1）。这意味着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中央开展大力反腐败斗争后，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