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加入控制变量的2SLS回归 (省会以上城市样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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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供给、制度质量与城市发展不平衡——基于改革开放后288个城市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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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表10%的显著水平，**代表5%的显著水平，***代表1%的显著水平。

根据新增长理论，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的集聚相关，而这些因素背后的决定因素是制度、文化、地理等社会基础结构。Acemoglu（2001）在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加入地理纬度、气候、疾病、文化等控制变量，董志强等（2012）在研究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差异时，加入的控制变量有:温度、湿度、降雨等气候因素和纬度、至出海口距离等地理因素。刘瑞明（2011）的研究认为，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地区的所有制结构的初始禀赋使地区经济陷入历史锁定效应和极化效应，进而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参考以上研究文献，基于本文的前提假定和理论假设，我们加入地理纬度、移民文化和初始所有制禀赋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地理纬度以城市中心的实际纬度值表示，移民文化以常住人口与与户籍人口比表示，初始所有制禀赋结构以1984年当地国有和集体工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比重表示。同时也加入“是否为经济特区或沿海开放城市，或是否属于东部沿海省份”为虚拟变量，用于控制税收成本和海运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使用2SLS估计对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表5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