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外泌体源性miRNAs在肺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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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泌体源性miRNAs在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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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泌体普遍存在于血液、唾液、尿液、乳汁、脑脊液、肺泡盥洗液[88]等诸多体内外液中[89]，因此其易于通过微创途径获取，取材便利.外泌体脂质双层膜的保护作用使其内容物miRNAs能够稳定存在于各种体液中.研究表明外泌体能够在4℃条件下稳定保存超过2周，在-20℃条件下可以保存5年而不丧失生物学活性[90].因此，鉴于外泌体源性miRNAs的稳定性及其在肺癌进展中的重要作用，外泌体中miRNAs作为新型生物学标志物在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独具优势（表2).Zhang等[91]研究证实，在肺腺癌患者血清中外泌体中上调的let-7a-5p和B淋巴细胞瘤2基因家族（B-cell lymphoma-2，BCL2）中的BCL2L1基因预示着患者术后会出现较低的生存率.而在最近的研究中，Zhang等[92]又通过比较NSCLC患者和健康人血清外泌体中miR-17-5p的表达，发现miR-17-5p表达在NSCLC患者中显著上调，有可能成为NSCLC早期诊断标志物.不仅如此，Kanaoka等[93]证实血浆外泌体中的miR-451a水平不仅与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病理分期而且与术后复发密切相关.此外，Dejima等[94]研究证明，在受到根治性切除治疗的NSCLC患者中，其血浆外泌体中miR-21和miR-4257的表达水平可以用来预测术后复发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外泌体中miRNAs在肺癌患者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预测方面也具有可观的临床价值.Wei等[95]在研究肺癌患者吉西他滨耐药性的过程中发现，NSCLC患者血清中外泌体miR-222-3p水平可以预测肺癌患者对吉西他滨的敏感性.此外，外泌体源性miRNAs还可以作为与放疗剂量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已有研究表明miRNAs在肺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中起作用，Dinh等[96]研究发现，肺癌患者外泌体源性miR-29a-3p和miR-150-5p的异常表达水平可以反映出患者对放射治疗的敏感性，同时还可以用于预测放射疗法中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例如毒性反应.除了来自血液中的外泌体源性miRNAs可以用于肺癌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外，来自胸膜盥洗液的外泌体源性miRNAs同样有望成为新型肺癌生物学标志物.Roman-Canal等[20]证实联合使用miRNA-1-3p、miRNA-144-5p和miRNA-150-5p比单个miRNA诊断的准确性更高.综上所述，外泌体miRNAs在作为新型肺癌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标志物方面具有巨大的临床应用价值.但是在其能够进入临床应用前，还需要在不同的实验室中开展大样本量的研究，同时采集长期（>10年）跟踪的患者预后资料做统计分析，以明确某种或多种外泌体miRNAs对肺癌诊断和预后判断方面的价值.目前，借助于高通量测序技术以及单个细胞或单个外泌体测序技术的发展，更多的与肺癌相关的特异性外泌体miRNAs有望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