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基准回归结果：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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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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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以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后表同。

表2报告了根据公式（1）所得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外资存在水平，第（2）～（4）列逐渐加入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回归分析均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且采用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控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从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外资存在水平（fdi）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未发生较大变化，只是第（4）列回归系数相比第（1）列有所减小，这说明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确实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基本符合本文预期，城市人均GDP（p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产业结构升级反而起负向作用。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收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遇到产业升级瓶颈；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产业结构调整可能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城市国有经济比重（stateowned）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越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及低效率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大多是通过垄断国有企业来运作和实施的，从而影响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褚敏和靳涛，2013）。城市市场竞争程度（HH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竞争越激烈，越有利于提高中国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城市贸易开放程度（exp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结构的转变可以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城市人口密度（pdensity）和城市政府预算支出（budget）的系数虽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并未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