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基准回归结果：亚太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中国的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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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中国的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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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估计值的Z统计值；*、**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前文实证模型主要检验了嵌入亚太价值链对空气污染的平均影响效应，然而已有相关研究表明，亚太价值链嵌入与中国空气污染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为验证非线性关系是否存在，本文在基准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加入Incy的二次项进行再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1的第（2）、（4）、（6）列，其中第（2）、（4）和（6）列分别给出了总体嵌入、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加入二次项后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无论从总体嵌入还是从前、后向嵌入来看，亚太价值链嵌入与空气污染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当亚太价值链嵌入度小于某临界值时，亚太价值链嵌入对空气污染具有正向影响，一旦亚太价值链嵌入度超越该临界值，亚太价值链嵌入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就会由正转负，这无疑类似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可能的解释是:在嵌入亚太价值链的初期阶段，中国为了更深入嵌入亚太价值链，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往往会放宽引入标准，加速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生产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其出口产品也往往是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从而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List and Catherine，2000）[19]。因此，持续下降的环保标准将会出现“向（环境标准）底线竞赛”现象，进而引致初始嵌入亚太价值链会加剧中国的空气污染（Esty and Dua，1997）[20]。然而随着亚太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中国企业会学习亚太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先进清洁生产技术和严格的统一环境标准，由此会产生污染晕轮效应（Eskeland and Harrison，2003）[21]和环保标准的外溢效应，即清洁的生产技术和严格的统一环境标准可以抑制中国的空气污染，因此“污染天堂”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