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中介效应分析：亚太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中国的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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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中国的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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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估计值的Z统计值；显著性水平由Sobel检验所得；中介效应占比指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总中介效应占比指总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

具体而言，总体嵌入经由产出规模扩大和空气污染强度提高两个渠道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011和0.0006，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总中介效应占比为53.2%，说明总体嵌入对空气污染加剧效应的53.2%是通过两个中介渠道来实现的，其中34.4%通过产出规模扩大来实现。前向嵌入的总中介效应占比为40%，其中产出规模中介效应和和能源效率中介效应均为正，但均不显著。后向嵌入的总中介效应占比为64%，其中产出规模中介效应在1%显著水平下为正，中介效应占比为40%，能源效率中介效应在5%显著水平下为正，中介效应占比为24%，说明后向嵌入对空气污染加剧效应的64%是通过两个中介渠道来实现的，其中40%是通过产出规模扩大来实现的。由此可见，无论是总体还是后向嵌入，产出规模扩大都是嵌入亚太价值链加剧空气污染的主要中介渠道，这说明嵌入亚太价值链加剧空气污染主要是由规模效应所引致的。需特别说明的是，就总体、前向和后向嵌入而言，空气污染排放强度中介效应均为正，这说明亚太价值链嵌入降低了能源效率，其中后向嵌入的降低效果更为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在亚太价值链分工中，中国主要承接由发达经济体发包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组装和生产制造环节，且同亚太价值链中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市场规模更大，更容易出现“监管冷却”的现象，因此亚太价值链嵌入使中国企业生产活动的能耗更高、污染排放程度更严重（Baldwin and Lopez-Gonzalez，2015）。这与“污染天堂”假说的相关观点相契合，也印证了谢建国和姜珮珊（2014）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