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基本估计结果:嵌入亚太价值链提升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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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亚太价值链提升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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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1中第(1)、(2)和(3)列分别给出了亚太价值链总体嵌入度(lnaed)、亚太价值链前向嵌入度(lnfed)和亚太价值链后向嵌入度(lnhed)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总体嵌入亚太价值链还是前向、后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其估计系数均在5%以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嵌入亚太价值链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与唐东波(2014)和吕越等(2017)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所得结论基本一致。从各变量回归系数比较来看,lnhed回归系数明显大于lnfed(前者是后者的九倍有余),说明相比前向嵌入,后向嵌入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强劲,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亚太价值链嵌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后向嵌入来实现。可能的原因是:其一,与后向嵌入度相比,前向嵌入度水平相对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借助于加工贸易模式从后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根据测算结果发现,在1995-2009年间,中国的亚太价值链后向嵌入度为36.4%,而前向嵌入度仅为10.2%,故规模有限的前向嵌入决定了其难以通过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渠道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较大的提升效应。其二,与前向嵌入相比,后向嵌入通过进口技术外溢效应、集聚效应和成本效应三种渠道更容易提升劳动生产率。通常而言,后向嵌入意味着中国企业主要承接由亚太发达经济体企业发包的低附加值生产工序,而发达经济体主要负责高附加值生产工序并获取了全球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额垄断利润,故亚太发达经济体支持中国从后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中国也就更容易实现后向嵌入及其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相反,前向嵌入可能对亚太发达经济体的价值链主导地位和核心利益构成挑战,故亚太发达经济体会极力阻挠中国从前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这使前向嵌入格外艰难,相应地,由前向嵌入所引致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也就较难实现。此外,三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控制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