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中国语圈文学史》中涉及的中国80年代文学作家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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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中国文学史”编撰中的新时期中国文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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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藤井试图把文学史改写为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史，符合该目标的文学史材料（如郑义和莫言）会得到反复的曝光，而不符合的材料（如80年代初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安定关系）则会被一笔带过，甚至缺位于文学史的叙述中。藤井说自己编撰文学史的核心思想在于将“以文学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言说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核心支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既不是政治史或思想史的附属品，也不是单纯历史循环或进化。”（2）然而就新时期文学这一部分来看，该编撰思想似乎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张志忠评价国内的文学史编撰：“现在使用各种主题词，如‘一体化’与‘多元化’，‘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置换，但是，两者的共同处都在于确立一个对立面，褒贬分明，是今非昨。而且，有限的理论终归难于处理丰富的文学现象，在对作品的阐释上，要么是削足适履，迁就理论，在运作中往往会过滤掉许多无法用有限理论加以把握的文学现象，要么就是表现出理论框架与具体叙述之间的‘裂隙’和‘断裂’，产生自相矛盾和自我颠覆。”（3）这番话用于评价藤井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记述似乎也无不当。藤井过分强调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关系，并非将文学剥离了政治史的范畴，而是通过材料的选择与解释，将文学由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属品，置换为异见政治的附属品，这与国内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史书写在目的上正相反，但在方法论及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并无本质区别。与此相对，研究会的文学史则更加坚持文学本体论的编撰立场，在20世纪文学史观上，和中国学界的主流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总体而言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政治激情，而是坚持以文学思潮的变迁进行叙事，为日本读者还原出较为客观的中国文坛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