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香港各区公屋家庭占比与社会阶层分布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N=2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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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屋政策的空间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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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数据经过加权处理；（2）*sig.<0.05，**sig.<0.01，***sig.<0.001。

由于香港公屋社区的住户以弱势阶层为主，因此公屋在香港城市区位的配置结构事实上并没有消解资本城市化所带来的空间阶层化，反而导致空间阶层化后果被进一步强化（Forrest et al.，2004）。表1显示了香港各区公屋占比与各阶层分布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数据显示，区内的公屋家庭占比越高，底层家庭在区内的人口占比就越大。图4展示了近些年来，香港公屋住宅与居民人口数量的地区分布变化。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建公屋更多地集中在新界地区，与此同时，作为城区的港岛与九龙地区，公屋数量则基本保持稳定。作为结果，目前新界地区集中了主要的公屋居民。综合而言，这意味着公屋政策对于资本城市化所导致的空间阶层化发挥着正向强化的作用。就城市空间的发展结构而言，居住于新界远郊的公屋住户被置于最不利的环境中。由于相对于中心城区而言，这些新市镇大多地处偏远，目前还未实现原先所设立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目标。于是，一方面，这些远郊新市镇许多已沦为弱势阶层集中的贫民社区与问题社区；另一方面，受公屋政策搬迁至此的弱势家庭不得不承受因空间区位而导致的生活与工作机会障碍。潜在的社会成本损失，让他们由此被“困在公屋”内，变成了另类的“房奴”（魏成等，2016）。例如，位于北区的天水围社区，在28万的总人口中，公屋家庭的人口比例高达85%。由于远离城市中心，天水围不仅成为失业人口、低收入贫困人士、单亲家庭、独居老人、青少年问题最多的社区，也是许多家庭悲剧的集中发生地（徐淼，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