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香港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及其人均收入的分化水平 (N=2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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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屋政策的空间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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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已经过加权处理。

兴建公屋的最初目的包括了改善弱势家庭的居住状况。毫无疑问，相比于城市中心来说，尚未完全开发的新界郊区有更多的土地被用来规划，以建设空间宽裕的公屋住房。事实上，资本城市化导致香港不仅出现了城市空间阶层化，家庭间的居住空间不平等问题也格外严重，后者在历史上长期影响着众多香港居民的生活感受（刘祖云，2017）。在公屋政策出台前，香港的弱势家庭大多聚集于木屋区中，居住空间十分闭塞与拥挤。后一因素也直接导致1953年九龙石硖尾大火的蔓延，5万多名居民就此露宿街头。当前，资本对于香港家庭的居住空间约束仍然十分明显。基于调查数据，我们对当前香港家庭间的居住空间不平等进行了比较，表2反映了不同百分位点上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总的来看，家庭间的居住空间不平等十分显著。在不考虑区位、房屋类型等因素下，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与家庭人均面积的Pearson相关系数约为0.31，并且人均居住面积后10%的家庭仅为前10%家庭的15%（=75/500）。此外，在香港政府统计处近期组织的一项主题调查中发现分间楼宇单位的住户（劏房、笼屋住户），其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为4.5平方米，而每月租金中位数则为4 200港元（5）。相比而言，公屋家庭的居住空间显然要明显好于他们。当前房委会明确规定公屋编配标准是每人不少于7平方米的室内楼面面积，并保证公屋租金远低于市场。就土地的级差地租而言，新界郊区的新拓土地显然非常适合建设这些居住空间面积宽裕且租金价格低廉的公屋住宅。目前在香港新界的公屋，凡是于1973年以后落成且居住面积小于17.1平方米的，其每月租金平均只需770港元（6）。虽然建设空间宽裕、租金低廉的公屋也是符合保护弱势家庭城市居住权利的价值目标，但是为迎合这一要求，公屋政策在城市区位上的配置选择显然就会被影响。换言之，因内在价值出现分离，导致在弱势家庭的居住空间与城市区位之间，公屋政策的实践往往成为一个取舍权衡过程。从结果来看，香港的公屋政策是受到此因素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