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捍卫民主》中的案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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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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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我们仍然按照此前所提到的步骤来审视卡波奇的研究设计。首先，从案例选择角度来看，卡波奇所选样本的时空边界更为清晰和严密。相比齐勃拉特或者早期的摩尔和斯考切波，卡波奇直接将时空限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实现了在该时空限制之下的“全样本选取”，自然也完全规避了选择性偏差问题。其次，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见表4），卡波奇的研究属于单变量模型，只有一个核心变量即边缘政党战略，而反体制政党的实力则属于情境变量，即只讨论反体制政党实力较强的情况。正面案例是民主国家被极端主义接管，即当时法西斯化的意大利和德国；负面案例则是那些被挑战后民主制度仍然存活的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比利时以及法国。这些案例全部符合理论预期，不存在异常值。再次，尽管卡波奇没有直接说明是民主维持还是民主崩溃的结果是正面案例，但从因果机制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后者。因为讨论的是民主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挑战而崩溃的过程。卡波奇用德国和意大利的案例来阐述具体的因果机制，其机制可以总结为:极化和分裂的政党体系与社会动荡→极端主义政党对现有政党联盟构成挑战→联盟重组过程中部分政党叛变→联盟分裂与民主崩溃。（1）最后，相对于正面案例，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比利时则属于负面案例，即它们展现的是民主制度遇到挑战，并且联盟内部同样有部分政党叛变，但是最终仍然通过团结边缘政党的策略阻止了民主制度的崩溃。卡波奇根据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的风险程度对传统的负面案例和半负面案例进行区分。（2）卡波奇用极端主义政党在下议会中占据的席位比例来测量极端主义的风险，其中风险最高的是作为正面案例的德国和意大利。风险居中的是作为半负面案例的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比利时，在这三个国家中，极端主义的压力同样造成了联盟内部的叛变，已经对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而当时的执政者通过团结边缘政党以及限制、镇压极端主义的活动保障了制度的稳固。风险最低的则是作为传统案例的荷兰、挪威、瑞典、丹麦、瑞士和英国（法国则介于负面和半负面案例之间），在这些国家中极端主义没有构成对民主制度的本质威胁，尤其是没有造成执政联盟内部的分裂与叛变，因此几乎无法观察到因果机制。很显然，如果基于能动者的视角来察看危机应对措施对于民主制度的作用时，那些“临危受命”的半负面案例比“风平浪静”的传统负面案例要更有研究价值。那些阻止民主崩溃的策略相当于前文所述的“拮抗剂”，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冻结或中断已经被“启动”且部分进行的因果机制。此外，由于作者只讨论那些被极端主义威胁导致的民主崩溃，类型4（民主制中断或先发制人的政变）的情况不在其讨论范围之内。因此，卡波奇关于民主崩溃/维系的理论解释力要高于缺乏机制或没有控制时空的一些相关研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