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不同年龄组农民金融素养、家庭资产对农民借贷行为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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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素养、家庭资产与农户借贷行为——基于CHFS2015年数据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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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z值。

在模型3和模型4中，金融素养分别在5%的水平上和1%的水平上对农民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显著性相比于模型1和模型2要更高，这可能是因为，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家庭对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有更大的掌控信心，而在加入家庭资产因素的模型4中，金融素养的显著性要高于未考虑家庭资产的模型3，这可能是由于家庭资产越多的农村家庭向非金融机构借贷时所能抵押的资产也较多，再加上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手续更简单，办理时间也较短，导致金融素养偏高的家庭认为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更方便。然而，在模型3和模型4中，家庭资产和家庭收入却都在1%的水平上对农民的借贷行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冉光和、田庆刚（2015）的假说“金融资产在非正规借贷行为中反而起负向影响”相一致，同时，也证明了假说一的不合理性和假说二观点的成立。家庭资产、家庭收入越多的农村家庭反而不愿意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这可能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问题较多，农民担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另外，家庭资产和家庭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所以反而不愿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年龄和年龄的平方相较于模型1和模型2显著性和系数方向没有改变，但性别对农民借贷行为的影响却变为负，说明样本中男性比女性的自信心和能力更强，男性倾向于向非金融机构借贷，女性则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在模型3和模型4中，婚姻状况的系数方向虽然没有改变，但显著性却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不显著变为在1%水平上的显著，这意味着相比于未婚人士，已婚农村家庭中金融素养越高越倾向于在非金融机构借贷。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模型3和模型4中，是否为村干部和党员这两个控制变量虽然与农民向非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显著性不高，但系数方向却改变了，这说明有村干部和党员的家庭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不高，不轻易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