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奇案》中体现异域特色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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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时真亦假——清末民初第一部伪译侦探小说揭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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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译观点认为，为了引进某种异质文化，伪译者会偏离既有文学规范。孔慧怡（1999）认为小说要想普及不能违反特有的标准和规范，但是小说，特别是翻译小说要想成为拯救社会的良方，首先要吸引到一群读者，在建立新的标准和规范之前，也要让人接受这些标准和规范，认为它们有吸引力才行。通过对张坤德早期侦探小说翻译的分析发现，译者在刚开始引进侦探小说这个全新的体裁时，无论是伪译《奇案》还是真译《密约案》，与形式上的偏离（比如叙事结构）相比，更多的是内容上的偏离。只有在发现目标读者对内容接受之后，译者才逐渐把原文与中国传统迥然相异的叙事方式忠实再现出来。先解决“讲什么”，然后再处理“怎么讲”，这种在当时新小说作家常遇到的问题（陈平原，1989:12-13），看来在当时的翻译人员之中同样可以见到。只不过我们看到，新小说的创作要突破形式上的桎梏需要经年的努力，而翻译从重内容、轻形式至两者都重视，所用时间显然短的多。以张坤德的侦探小说翻译过程为例：在张发表于1896年的伪译及第一篇福尔摩斯译作之中，他均摈弃西方侦探小说中典型的第一人称限定视角，改用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自1896年底至1897年发表的其余三篇福尔摩斯译作之中，这种特殊的侦探小说叙事方式就完全保留了下来。这种先内容、后形式、循序渐进的通过翻译（及伪译）引进新的文学形式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译者一开始即偏离目的语文化中的叙述模式，其接受度必定大打折扣。而内容上的偏离，即侦探小说中所述情节与内容，虽然在目的语文化中不存在，但显然，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对于内容的偏离接受度远大于形式的偏离。因此，就侦探小说的翻译而言，伪译更多体现的是内容上的偏离，待读者熟悉此内容与情节后，继而出现形式上的偏离，至此侦探小说这种体裁方为读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