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官员个体特征对变更的雾霾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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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变更与雾霾污染——来自地级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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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本文考察了市长年龄对变更雾霾效应的影响。一方面，根据市长年龄的平均值（50.46岁）将其分成两组，年轻一组为1，年老一组为0，并在回归方程中纳入市长变更与年轻市长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回归结果见表6第（5）列。可以发现，市长变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市长变更与年轻市长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更年轻的市长有利于缓解变更对雾霾污染的加剧作用，与Kahn等（2015）、郭峰和石庆玲（2017）的研究结论一致。究其原因，由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既是分阶段的也是连续的，而相对年轻的官员具备更好的仕途前景，因此需要力图保持政绩上的良好记录（王贤彬等，2009）。所以，相对于年纪大的市长，年轻市长未来晋升的可能性更大，出于长期职业生涯的考虑，更可能注重辖区的雾霾治理。另外，考虑到众所周知的“59岁”现象，即官员在即将离任时大肆贪污受贿的现象（刘海洋等，2017），可能导致官员与污染企业合谋而不利于雾霾治理。为考察这一效应，本文在回归方程中纳入市长变更与59岁虚拟变量（1）的交叉项，回归结果见表6第（6）列。可以发现，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即将离任的市长反而减轻了变更对雾霾污染的加剧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市长直接负责辖区环境治理工作，因环境事故遭受处罚的可能性更高，为了避免处分而导致多年努力付之东流（沈坤荣和金刚，2018），快离任的市长更加重视雾霾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