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官员变更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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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变更与雾霾污染——来自地级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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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内数值为聚类（Cluster）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官员变更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第（1）列至第（3）列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PM2.5地表浓度年平均值的对数，第（4）列至第（6）列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PM2.5地表浓度的年平均值。可以发现，无论PM2.5地表浓度是否取对数值，任一变更的估计系数在六类模型中均大于零，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地方领导人变更显著加剧了雾霾污染水平，证实了假说a，与吴培材和王忠（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从估计系数的经济意义看，以第（3）列为例，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未发生官员变更的城市，如果某一城市发生市委书记或市长变更的情况，那么该城市PM2.5地表浓度平均增加1.12%。究其原因，新任地方官员在刚上任时期需要发送信号表现自己的能力，同时出于晋升激励的考虑，一般会对经济、政治等资源进行新一轮的配置，重点扶持与自身晋升目标一致的产业（刘海洋等，2017）。这导致官员变更带来的新官上任效应要大于震慑效应，即正向的新官上任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促使官员变更加剧了辖区雾霾污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