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全面抗战前以“阶级”陈述报刊的部分议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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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论的“阶级”：试论1930年代初中国“新的新闻学”的缘起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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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固化的业界格局面前，无论基于自身际遇，还是对同龄人的物伤其类，在新一代的新闻学人那里，将“阶级”作为方法论接受，不止是“时代”必然，也是“世代”不平则鸣。毋庸讳言，此时新闻学在中国根基极浅，直到抗战爆发，尚无国立大学将它作为专业设置。新闻学系于1929年出现在复旦，很大程度也是来自学生争取。11至于燕大等教会学校，其实和中国社会若即若离。但这反而使“新闻学人”的门槛并不高，为“新人”的批量出现提供了可观空间。据不完全统计，以全面抗战爆发为界，此前10年由国人自著，公开发表的新闻学论著至少有59种，其中论文约189篇，55%左右的作者当时不到25岁。不妨与同期《史语所集刊》对比，到1937年。在该刊发表论文的52位作者中，这个年龄段的仅1人（全汉升）。至于学历，诸如黄天鹏、杜绍文、唐德明、郭箴一、张友渔、袁殊等人，开始发表论著的时候最多刚本科毕业。暂且搁下以规训化后的“现代标准”衡量的深浅粗精，此时中国新闻学的家底浅薄恰恰使方法论的转向成为潮流更具可能。与在“学人”中的出现基本同步，“后五四”世代在“报人”中也逐渐占据数量优势。如据《报学季刊》1935年统计，在1934年，也就是“五四”运动15年后，在12省市的从业者中1629人岁数可考，其中不大于33岁1077人，占去66.1%。但在当时，新闻界的上升通道也不宽广，多数从业者只能或长期沉沦下僚，或者转行。也在这一年，有1425人从业年限可考，其中仅330人不少于5年。在这330人中，有182人还在基层岗位，应是从未得到晋升。12虽说基层的从业者薪资大多不低，但在文教行业里，报社的内部差异却明显更大。13在这样的格局下，不难想见，作为动员对象，“后五四”世代的从业者在整体上会对“新的新闻学”持有怎样的倾向。难怪“中国新闻学研究会”虽说没有真正活动起来，但据《文艺新闻》在1932年4月的说法，闻风而来的会员就有数十人（《中国新闻研究会广征会员》，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