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高管腐败与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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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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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5为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腐败的交互作用对于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首先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负向调节高管腐败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水平在4个模型中分别达到5%（Biddle、Richardson和Goodman中）和10%（Richardson＿m中），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缓解了企业过度投资现象，产生“声誉调节效应”。其次，Richardson＿m中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该模型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而在Biddle和Richardson模型中，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Goodman中，该系数值为负但不显著，均不能说明承担社会责任会造成企业非效率投资。以上结果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为政府“分忧”社会责任，也不是高管寻求个人私利的隐蔽手段，而是抑制高管利用企业资源进行权力寻租和寻求私利的手段。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2a，拒绝了假设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