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各变量间Pearson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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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所有权视角下的关联并购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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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4中列（7）变量产权性质（CR）的回归系数为0.785，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容易发起关联并购，支持了假设3成立。这主要源于国企受到更多的政治因素干预，如承担了额外的政策性负担，追求地方社会福利最大化等，表现为可能实施更多的关联并购活动来满足政府控股股东的私利动机。另外，表4还考察了可能影响公司关联并购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收购公司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Share10）、股权制衡（EquBal）、独立董事比例（IDP）和成长性（Grow）。回归结果显示在所有的样本组列（1）-（7）中，收购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其业务多元化的概率就越大，从而产生的关联交易也就越频繁。成长性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公司的营运资金越多，越不会发起关联并购，可能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资金利用效率并不高，未能及时催收应收账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司较为保守的经营意识，因此关联收购行为较少。股权制衡的衡量采用Z指数计算，Z指数越大，股权制衡作用越小，在表4中股权制衡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股权制衡力度越小，越容易发生关联并购行为，结合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偏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大，导致股权制衡作用较弱，不能有效的限制大股东通过关联并购获取私利的行为。郝云宏和汪茜（2015）研究表示当公司存在第二大股东时，两大股东之间的控制权争夺可以调节第一大股东的自由决策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行为[27]。独立董事比例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决策中，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