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影响的回归分析 (N=1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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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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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显著性水平***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家庭迁移与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养老保险参与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可以通过以下三种影响机制进行解释。一是整体融合机制。根据有限理性的假说，家庭迁移是流动人口在衡量了自身在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一般发生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有了稳定的生活基础之后，即整体融合状况较为理想的状态之下。个体往往更倾向选择更多的融合机遇保证并优化这种理想状态，而流入城市中防范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一种融合的机会象征，在家庭化迁移状态下能更好的提升城际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的整体融合程度。二是成本—收益机制。吕学静（2012）认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成本—收益因素是影响其参与流入城市养老保险制度的最为重要的因素[23]。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最初的家庭迁移并不是一次性的举家迁移，更多的是发生在有一定经济收益获得能力的流动人口之间。通常这种家庭迁移类型在流入地的劳动力比重会相对较高，而且在流入地的家庭支出相对于家庭收入来说会相对较低，这为流动人口参与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三是稳定—心理归属机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庭迁移能增加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稳定性及归属感。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稳定性不仅能够降低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的风险，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各类社会保险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状况，还能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而定居意愿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种制度参与社会融合程度。与稳定性相伴随而来的是城际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心理归属感。家庭迁移，尤其是举家迁移的过程，是对城市心理归属感逐渐提升的过程，这种心理归属感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制度参与与融入程度作用十分明显，而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与作为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制度融入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家庭迁移的速度及规模的不断增加，势必会出现高参与率的现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