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 (1700-2015年, 单位: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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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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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Maddison（2001）附表整理。

第一，无论从历史数据还是新中国70年以来人口结构的长期演化趋势来分析，“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根据新增长理论的非凸性假设，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稳态速率与初始要素禀赋存在较强相关性。具体而言，期初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速与储蓄率水平，将会对经济增长的稳态均衡路径产生重要影响（Yao，2014）。根据上述理论猜测，由于不同国家可以运用的初始要素禀赋存在较大差异，这将造成各经济体最终按各自期初要素条件收敛到不同的增长路径。然而，实际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与“人口红利”并不存在完全的线性相关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表1的历史数据表明:在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革命初期的1700年之时，全世界人口总数约为6.03亿人，而中国当时人口规模即为1.38亿人，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约为23%；到欧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革命的1820年，全世界人口总数约为10.42亿人，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至3.81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历史峰值的37%。随后，截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中国人口仍以较快速率增长至5.47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约为1/5左右。在随后的70年时间内，中国人口规模一直稳定在占全世界1/5的水平（Maddison，2001）。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发现:在全世界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300余年间，“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经济重要的比较优势。尽管更大规模的人口能够带来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更高的创新概率以及更为精密的市场分工（Comin et.al，2010；Lin，1998；Morris，2011），但是，由于缺乏“制度红利”的有效支撑，作为一个拥有至少3个世纪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红利”的增长潜力迟至1978年才开始得到充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