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中美气候安全化要素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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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哥本哈根学派的中国气候安全化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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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国家的政治图景中居于中心地位，其焦点是国家主权与生存[3]。气候安全是气候变化政治概念的一种推理，其影响力能否上升到国家安全水平，是由安全化过程与结果决定的。根据安全化理论，安全化建构的核心要素主要有存在性威胁识别、言语-行为和主体间性。从表1中可见，存在性威胁是针对特定指涉对象所存在的威胁，这种威胁是如此严重，应当被最高决策层优先于其他问题来果断地予以考虑及处理。在存在性威胁识别方面，中美都重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作用，通过科学共同体将气候变化识别为国家安全的存在性威胁，并归结于典型的安全化言语“若不立刻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言语-行为”是哥本哈根学派从语言学建构主义中吸纳的一个分析工具，成功的“言语-行为”的安全化主体必须处于权威地位，与存在性威胁具有密切联系。中国明确提出气候变化事关国家安全，而美国目前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态度消极，否认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在科学层面，中国成立第三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树立气候变化顶级专家的权威地位，而美国却解散气候变化评估咨询委员会，并大幅消减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经费。在行为层面，中国政府支持《巴黎协议》，正在努力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承诺，而美国退出《巴黎协议》并终止了清洁能源计划等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主体间性”是安全化主体之间对存在性威胁的认同程度，即听众接受该问题对国家安全会造成存在性威胁的说法。中国大约有66%的公众认同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6]，而美国大约有50%的公众持此观点，但只有约18%的中国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大约有45%的美国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是非常严重的问题[7]。也就是说，大部分中国公众相信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只有少部分人认为其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