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改革开放40年群体导向型教育扶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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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变迁及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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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育扶贫政策对象从广泛的普适性群体向边缘的特殊性群体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政策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以“面”为主的开发式扶贫、“面、点结合”的多维扶贫和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三个阶段，扶贫对象由宏观到微观。[5]这一点在教育扶贫领域也同样适用。我国贫困地区与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存在一定的耦合共生现象。从可行能力视角看，这些地区资源禀赋、文化资本等方面存在显著劣势，都是扶贫的关键对象。同时，随着城镇化稳步推进和教育扶贫政策从兜底性、有限性、优先性倾向向全面覆盖发展，地区效应不完全代表和覆盖教育贫困群体，城市贫困人口、东部贫困人口、非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也被逐渐纳入教育扶贫体系之中，基于阶层、收入、能力等指标的群体型、个体化教育扶贫政策势在必行。例如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提出:“把流动、留守、残疾、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儿童少年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为重点监测群体。”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推进，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必然逐渐向社会的边缘性、弱势性群体倾斜，业已形成区域导向型和群体导向型两类教育扶贫政策，两类政策相互补充交叠，达成各类贫困人口教育扶贫政策全覆盖，充分体现了全纳教育的理念。表2、表3分别呈现了改革开放40年区域导向型教育扶贫政策与群体导向型教育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