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音乐与认同阶序与层次划分关系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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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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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1，每一文化层及音乐认同层级均同时向上具有隶属性或依附性，向下具有统领性或管摄性。并且，对外、向上时，通常凸显自身的个性和标识性特征；对内、向下时则强调共性和认同性特征。进一步讲，对外、向上时，重在通过客位的辨析、归并和描写，突出和区分文化（音乐）形态、地（区）域风格的差异性；对内、向下时，重在通过主位意识的观察和归纳，突出和强调文化的同一性及其社会调适作用。举例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民族识别期间，语言学、人类学及音乐学不同学科学者，便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及斯大林的相关论述，为民族识别定下了“四个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的理论基调，都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一齐为辨析、区分、归并和描述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其结果便是通过大家的努力，一方面就此凸显了不同民族文化外部身份标识的差异性特征，另一方面规范了各民族内部文化认同的尺度和标准，并且最终达成了民族内部多数成员之间的一致性认可。可以说，在这项工作中，外部身份标识与内部文化认同乃是一种内外交合，一体两面的关系。这种关系还同样反映在我国各民族的节庆仪式（音乐）之中。比如，在傣族和孟高棉语诸民族的泼水节、彝语支各民族的火把节、瑶族的盘王节等许多民族节日里，如今往往形成了两种（或多种）节期，两套（或多套）程序，同一种音乐舞蹈也往往准备了多套表演曲目，以应付对内（祭祀、自娱）、对外（旅游、展演、公务），向下（族群、村社）、向上（民族、国家）的不同层面需求。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语境下，传统节庆仪式和民间表演艺术都普遍具备了面临不同活动对象和环境要求而必需的潜在适应能力。在不同民族自治区域，上述内外、上下功能作用及适应能力的发挥，皆依其所处级别而有相应的表现。以下简略论述音乐民族志方法适应于文化认同阶序研究的几种基本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