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各因素对抑郁水平集中指数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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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年人抑郁症状的社会经济梯度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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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2）采用以家庭为组（cluster）进行调整的稳健标准误；（3）N=16766（剔除了所有含缺失值的样本）。

表3中的模型1是在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良好的教育背景、较高的收入和家庭财产有利于降低人们的抑郁程度。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抑郁水平持续升高并在大约54岁时到达峰值，此后的抑郁水平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在青年期和中年期人们的压力随年龄增长不断增加，而在退休年龄前后压力减弱，年龄成熟效应（maturity effect）也在此后显现出来，即经过人生的历练，老年人调和行为和观念之间冲突的能力更强，能更好地将自己的情绪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此外，男性、非农业户口人员、中共党员、学生和退休人员、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者的抑郁水平也显著更低。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受教育年限和年龄的交互项，该交互效应为负效应，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对精神抑郁的抑制作用有所增强。同样，模型3和模型4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和财产对精神抑郁的抑制作用也有所增强。图4至图6分别对应模拟了模型2至模型4的预测结果，模拟中预测变量是定类变量的取参照组，预测变量是定距变量的取均值。从图4至图6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收入和财产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呈现出发散趋势，从而支持了“发散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