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内生性检验：城市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金融发展传导效应——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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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金融发展传导效应——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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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工具变量2SLS估计结果的括号内为z统计量，GMM估计结果的括号内为t统计量。AR（2）、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为P值；AR（2）括号内为z统计量，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的括号内为卡方统计量。

因此，本文参考崔也光和李博（2018）[32]、孙天阳等（2018）[33]的研究，从两方面进行检验以排除这一干扰:（1）将解释变量替换为滞后一期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直接减少当前城市化的反向因果干扰（见模型3、模型7和模型10）。（2）采用滞后一期城市化水平作为当期城市化的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动态两阶段系统分别进行估计（见表3）。模型12、模型14和模型16分别为工具变量2SLS对全样本、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估计结果，模型13、模型15和模型17是动态两阶段GMM的估计结果。不论核心变量滞后一期还是工具变量估计，城市化对绿色TFP的影响均与基准模型相一致，这表明反向因果对本文结论的影响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