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进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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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决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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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数据为相应参数的t统计量，且*p<0.1，**p<0.05，***p<0.01。

如表2模型（1）所示，在不考虑其它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城市化率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建设可能并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模型（2）-（6）中，通过分别控制经济发展水平、进口规模、出口规模、金融支持和工业化程度等变量，城市化率系数均显著为负，进一步表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将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化建设促进了劳动人口非农化，但沿线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自主研发和公共教育投入不足，大量劳动涌入城市，实现了劳动要素廉价化，但尚未解决人力资本匮乏化。更重要的是，劳动人口质量较低，往往偏好于流入低就业门槛的行业，降低了高污染、高能耗与低科技企业的生产成本，强化了处于价值链底端产业的生存能力，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东道国劳动成本低廉，且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往往仅能引进劳动密集型投资，无法有效对接国际高端产业，更无法有效内化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技术，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生产方式的清洁化，也不利于绿色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控制变量的信息表明，进口率增加、金融支持和工业化建设并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经济发展、出口率增加则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