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权力离散与“退出外交”的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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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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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3呈现的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理解“退出外交”的发生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全球治理秩序的客观属性是导致权力在权力资源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出现转变的根源性诱因，有些表现为秩序在制度层面上的转变，有些表现为秩序在权力资源层面上的转变。作为制度转变的反应机制，退出同样是转变制度制衡方式的重要表现；作为针对权力转变的反应机制，退出也是消耗对手权力资源的手段。面对权力离散，作为秩序主要维系者的既成大国美国作出应对，希冀于避免自身权力流失。当既成大国对这种权力流失的容忍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发生“退出外交”。一旦秩序主导国与秩序从属国之间存在博弈，且主导国的权力优势不断被秩序功能属性削弱，秩序在权力资源和制度资源层面上皆具发生转变的潜能。这很可能演化为秩序主导者修正制度作用机制的动因。因为只有通过修正制度，减少其他成员从制度的功能性溢出中获得的福利空间，才能重塑得自制度非中性的收益。当主导国的非中性权力诉求超出一定限度，合法性和有效性赤字加剧，外部改革呼声随之上涨，进而既成国家的领导力下降，权力也会发生离散。这也是“退出外交”发生的时代背景之一。然而，削减得自制度的非中性权力，有违领导国的自身利益。因此，通过一定的手段修复和强化制度非中性框架下的权力优势，依然是美国“退出外交”的重要动机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