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加入调节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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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市场信号作用——基于利益相关方特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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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p<0.05，***p<0.01。

同样的，为检验投资者的“愤世嫉俗”水平对企业CSR表现与投资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Model 5、6、7在Model1基础上在自变量中加入了“愤世嫉俗”水平分别与企业员工福祉表现、环境保护表现以及慈善捐赠表现的交互项。“员工福祉×愤世嫉俗”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60，p<0.05），调节效果为负向。图3展示了企业员工福祉类CSR表现与投资者“愤世嫉俗”水平交互影响投资意愿的关系模式，可以看出，在弱“愤世嫉俗”水平的情况下，企业员工福祉层面的CSR表现对投资意愿的正向影响更高，假设H3a得到验证。“慈善捐赠×愤世嫉俗”的回归系数边际显著（β=-0.133，p<0.1），调节效果为负向。图4展示了企业慈善捐赠表现与投资者“愤世嫉俗”水平交互影响投资意愿的关系模式，可以看出，当投资者“愤世嫉俗”水平较强时，企业员工CSR表现对投资意愿呈负向影响，然而在弱“愤世嫉俗”水平的情况下，企业的慈善捐赠类CSR表现对投资意愿无明显相关关系，假设H3c同样得到验证。“环境保护×愤世嫉俗”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71，p<0.05），调节效果为正向。图5展示了企业环境保护表现与投资者“愤世嫉俗”水平交互影响投资意愿的关系模式，可以看出，在高“愤世嫉俗”水平的情况下，企业环境保护类CSR表现对投资意愿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该结果与文章假设H3b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目前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环境表现监管日趋严格，相比员工和慈善方面，企业在环境层面受到更强的外部制度压力，相关披露难以作假，伪善和作秀的嫌疑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