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第一书记与贫困治理绩效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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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与“后盾”：个体资本、单位层级与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基于陕甘宁深度贫困地区72个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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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首先，为了把第一书记各个因素的具体影响都展示出来，表3中逐渐增加农户自身控制变量和村级控制变量，报告了第一书记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分析的3个回归模型。模型1报告了第一书记对贫困治理绩效的基线回归结果，考虑的核心变量包括第一书记的年龄、学历、派出单位层级和职务职级；模型2中增加了贫困户的个体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数、文化程度、是否健康、是否残疾和务工时间等；模型3把村级外部要素禀赋考虑在内，包括交通便利程度、人均资源禀赋、兼业劳动情况、小额信贷覆盖度、社会保障程度以及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等因素。在模型1中，有关第一书记的各个影响因素与贫困治理绩效假设都得到了显著确认。基于回归结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书记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就意味着会降低贫困治理绩效0.54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多数年龄较高的第一书记其精力充沛度相对低于年轻干部，并且年轻干部有着较为强烈的升迁意愿，对扶贫工作的热情度相对更高。年轻干部除拥有年龄优势外，还拥有更好的身体、更高水平的科学知识汲取和信息技术运用能力，以及更高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除此以外，贫困户所在村的第一书记如果来自更高一级的派出单位，贫困治理绩效会提高约8.39个百分点；第一书记职务职级每提高一级，贫困治理绩效会提高约7.00个百分点；但是，第一书记的学历对贫困治理绩效却未表现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学历较高的群体在农村场域中尚缺工作阅历和扶贫经验，存在实际工作与其学历不匹配的认知差异和沟通障碍，仍需要一定的实践和培训。第一书记的核心变量在模型2与模型3中持续地发生影响，尽管在其他外部变量加入后，影响或多或少地有所减弱或增强，但符号方向并未发生改变。模型2将贫困户的个体因素加入到模型中。贫困户是否健康和务工时间长短表现出了很高的显著性。在其他因素控制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的贫困户具有更好的增收条件。相比非健康的贫困户，健康的贫困户的贫困治理绩效会增加5.1个百分点。而务工时间每增加一个月，则促使贫困治理绩效提升0.75个百分点。是否健康与务工时间的影响在模型3中符号未发生变化，表现出很好的稳健性。此外，模型2中家庭人数越多和残疾对贫困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这与预期相符，并在模型3中得到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