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2000—2017年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数》

《表2 2000—2017年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数》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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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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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可知,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数值都显著大于0,且逐年递增,说明考察期内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特征,即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较高的地区其相邻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也较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较低的地区其相邻地区也可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较低,且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强。Moran指数散点图(如图1和图2所示)的结果也显示各省市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特征,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位于H-H集聚区,主要为东部省份,山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等位于L-L集聚区,主要为中西部省份,说明东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及其沿海地理位置优势表现出高-高集聚现象,而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资源利用效率更低表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这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值的全局Moran's I指数值都显著大于0的结果一致。对比2000年和2017年空间集聚情况,可以发现具有相似空间相关性的省市分别占比75.9%和82.8%,高集聚区和低集聚区集聚情况比较稳定,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可能原因是:环境污染存在很强的空间外溢性,一个地区排放的环境污染物容易蔓延扩散到邻近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造成环境治理的责任界定模糊,从而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无法充分调动各方主体治理污染的积极性。正是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使得属地污染治理模式失效,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寻求协同治理,政策协同、技术协同使得污染治理存在策略互动性,故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优化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水平较高,因政策、技术、人才、目标、区域协同,其邻近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水平也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水平较低,其邻近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也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