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不同消费文化开放程度的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回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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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户籍差异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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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7中本文发现，与市民相比，非市民的系数都显著为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类地区中，非市民的系数绝对值在四个分组中最大，为0.243。这说明哪怕是在消费文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开放的消费文化也可能不对削减由户籍因素造成的对文化消费的不利影响起显著作用。回归结果中，在1类地区中，收入的系数为负而且并不显著；但是非市民和收入的交互项系数却是这四个分组中显著为正的。这说明在1类地区收入虽然对文化消费并没有起到单独的显著作用，但是可以改善户籍对文化消费的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除开1类地区，其他地区户籍项系数都随着消费文化开放度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1类地区是户籍门槛较高、落户难度较大的地区，外地户籍的居民可能存在更为明显的“游民”意识，受到的排斥也较大，难以融入城市的文化消费中。因此本文认为，如果可以弱化户籍门槛，消费文化开放程度则可以减少户籍差异对文化消费的不利影响，因为居民之间可能存在“示范效应”。除了在消费文化开放程度最低的地区，教育都显著提升了居民的文化消费；而且在非市民与教育的交互项中，教育改善了户籍对文化消费的不利影响。在社会认同的比较中，本文还关注到，4类地区的身份认同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这一类地区大多位于我国边远地区，人口较为分散，因此该地区的居民对于“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的区隔感觉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