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直接效用检验结果：家庭超常规杠杆的双重传染研究——情绪传染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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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超常规杠杆的双重传染研究——情绪传染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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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是经异方差修正后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2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证实控制变量基本有效。列（1）显示传染源家庭超常规杠杆对被传染家庭超常规的边际影响系数为-0.016(p<0.001），列（2）中YA2的回归系数为0.001(p<0.1），说明，家庭超常规杠杆之间存在正“U型”传染效应，假设H1正确。与此同时，家庭情绪传染度对被传染家庭超常规杠杆也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β=0.034，p<0.05），该结果进一步从情绪对行为的影响视角解释了家庭间超常规杠杆存在正“U型”关系的原因。列（5）将家庭传染度纳入模型之后，家庭超常规杠杆的二次项系数为0.002，依旧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正“U型”的传染效应。列（2）仅考虑传染源家庭超常规杠杆及其二次项时，此时模型也是正“U”型，其模型对称轴为600%，说明家庭超常规杠杆小于600%，被传染家庭常规杠杆随传染源家庭超常规杠杆提升而下降，而当传染源家庭超常规杠杆率超过600%之后，被传染家庭常规杠杆和传染源家庭超常规杠杆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计算可得，列（5）中超常规杠杆率的拐点为275%，说明当超常规杠杆率小于275%时，家庭间超常规杠杆传染作用降低，当家庭超常规杠杆超过275%时，存在显著的家庭间超常规杠杆传染效应增强。综上，在家庭间超常规杠杆风险的传染过程中，明显存在由“量变”引发“质变”的临界门槛，这也说明对于家庭高杠杆问题需要及时应对，不应因短时的传染度下降而短视放松警惕，以避免出现跨阶段传染反弹，增加家庭间高杠杆传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