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FP异质性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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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制造企业更愿涉足服务业务——“服务化困境”问题的生产率匹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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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过程对企业个体效应、时间效应以及部门效应进行了控制，为了对未观察到的企业效应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该模型纳入了钱伯伦-蒙德拉克（Chamberlain-Mundlak）校正，以控制未观察到企业个体效应所造成的内生性。生产率对于企业服务业务涉足的程度在理论上存在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即服务化较低与较高的企业都可以同时提供服务和商品，涉足服务化程度会更高一些，所以模型中包含了TFP的平方项来捕捉和测试“服务化困境”问题。表5汇报了FP方法的估计结果，证实了服务化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如模型1所示，TFP与其平方项均与服务化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且这些系数值表明，企业生产率与服务化水平之间呈现出的是“U”型关系，即随着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涉足服务化的水平有所下滑，但经过拐点之后，服务化又随着TFP的增长而提升，拐点出现在2.9，这就意味着在“U”型曲线两端的高生产率以及低生产率的企业都热衷于较大程度的涉足服务化，这样就使得本文前面的推测得到证实。在行业层面，HHI指数显著的正相关于服务化水平，这很好理解，当行业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时，对于诸多企业而言，固守原有的格局已很难适应环境，穷则思变的企业必须想办法去“破局”，那么在战略上进行变革自然应是诸多企业的选择，现实中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都发生在市场萎靡或是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之中。而正如预期的那样，在服务化平均水平较高的行业部门，企业服务化程度也相应更高。这可能反映出一种模仿的过程，或由于该部门产品的特殊性或技术特性而有更多的企业选择将服务和货物捆绑以发挥出销售的潜力，所属行业内企业间的服务化标准差对企业个体的服务化水平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而在不同地区之间，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服务化程度要显著的高于东部地区。且除了模型3，多数情况下，西部地区企业略高于中部，可以理解为这些地区的企业更加依赖于商业模式的变革以期获得市场。在模型2～4中，逐一纳入服务化决定因素的企业控制变量。而在企业控制变量中，企业人均资本并没有显著与服务化产生关联，企业规模以及年龄都负相关于服务化程度，大企业以及历史悠久的企业更改原有战略趋势的难度越大（刘继国，2008；Dachs等，2013）。在模型5中再将所有变量置入，结果仍然没有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