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为臣之道”条目数及引用语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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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的内部控制模式探索——基于明代龙江船厂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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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根据《龙江船厂志》整理。

综上而言，“道”对个体内心秩序的规范和引导从两个方向促使了个体从“正心”到“正行”的演进:一是，在自我要求与外界环境要求下，个体不断降低、克制、转化个人不合理的欲望，“正”己心之偏邪，从而达到“正行”；二是，在行为评价与刺激下，反向促使个体重新调整自己的欲求，完善自我的心智模式，进而到“正行”。无论是正向促进还是反向纠正，都是减少个人化的欲求而遵从整体目标的过程，体现了自我控制。某种程度上，“道揆”所促成的个体自我控制，使得人的行为选择能够较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从而弥补制度规范的滞后性与机械性，促成不完备契约向完备契约的转化。如臣子的“忠”道，就包含了臣子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自觉选择对君主对国家最为有利行为的要求，而不尽然要求制度契约的完备性，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船厂主事与整体目标的一致性，降低其中的代理成本；臣子的“仁”“惠”之道，就划定了主事行使权力的边界:因为要爱民如子，所以不能纵容自我的私欲而去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等，这就降低了主事权力滥用的可能，继而减少了使用具体制度来约束该主事权力的需求。并且，主事的“贤臣”形象一旦建立，便会形成良好互动的循环，不会轻易打破，否则就有违“贤臣”的形象，毁损的成本更高。推而广之，这种角色之“道”对每个人内心秩序的规范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君王与臣子、君王与民众、臣子与民众）各层之间的目标与行为的不一致性，降低其中的代理成本，而不需要过度诉诸于具体的制度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培养个体与组织内在的自律，是船厂内部控制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恰如荀子所说的那样:“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2.1）。这是中国传统内部控制与西方内部控制之一大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