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不考虑EPU和CSCORE的交互性的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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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中国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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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在不考虑EPU和CSCORE的交互性的回归时,见表5的第(1)、第(3)和第(5)列,CSCORE的系数在全样本组组合过度投资样本组均为负数,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尤其在过度投资样本组中的显著负相关更为明显,这表明全样本组和过度投资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性投资程度均呈显著负相关,会计稳健性的系数在投资不足组中显示不显著,说明会计稳健性对投资不足类型的非效率性影响不具有普遍性。综合来说,会计稳健性在缓解信息不对称、代理冲突上有效治理作用,尤其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性投资类型上更为突出。EPU的系数在3组样本数据中均为正数,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显著性比会计稳健性更高。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与非效率性投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越大,公司非效率性投资程度越高,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公司的投资行为可能是高估经济政策,管理者以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掩盖,建造“商业帝国”,导致过度投资,公司或受经济政策的不确定增加,导致融资约束,企业收紧投资,造成投资不足。此外,在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公司规模(以资产来衡量,SIZE)在全样本组和投资不足组样本组中均表现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规模大的公司,更少表现出投资不足类型的非效率性投资。投资机会(GR)在全样本组和过度投资组样本组中均表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投资机会越大,企业的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性投资越严重。债务期限(STD,流动负债除以总负债)在3个样本组中与非效率性投资均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表现为公司的债务期限越长,非效率性投资越严重;代理成本(AC)在3个样本组中均与非效率性投资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表现为代理成本越高,非效率性投资越严重,验证了相关学者关于代理问题是非效率性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2];资产结构(FS)与非效率性投资在全样本和过度投资样本组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结果显示,相对于轻资产的公司,重资产的公司过度投资更为严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H)与非效率性投资在全样本与投资不足样本组里均有5%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表现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不足类型的非效率性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