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差异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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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位序钟的成渝城市群城市位序——规模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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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城镇常住人口、GDP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1991、2001、2016）和同期《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是造成不同规模城市位序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表2）。本研究发现，成渝城市群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仍然显著，而“涓滴”效应不明显。一方面，由于重庆和成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就业空间的优势，城市群内外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要素流向中心城市，城市群尚处于“虹吸”效应主导的集聚型城市化阶段。重庆和成都占整个城市群流入人口的45%，GDP比重约占整个城市群的60%[26]。同时，成渝两座特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增长远高于绵阳和万州等8座大城市，两者差距不断拉大。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平均城市人口和GDP的比值由1990年的7.6和5.4，扩大到2015年的8.7和9.4。在社会经济发展差异下，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大城市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重庆和成都的“涓滴”效应不明显。1980—2015年，重庆和成都周边的8座大城市有7座位序下降。其中达州的位序最大下降了17位。在2010年后，重庆和成都初步显现出“涓滴”效应，其周边8座大城市的平均位序上升0.4位。未来，城市群规划要在国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景下，大力增强绵阳、南充和万州等大城市的桥梁能力，向上承接特大城市产业转移，向下辐射带动中小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