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政策驱动、空间溢出与原中央苏区振兴——来自赣闽粤县域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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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驱动、空间溢出与原中央苏区振兴——来自赣闽粤县域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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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控制变量系数与表2中控制变量影响方向一致，其中财政支出、贷款余额、第二产业增加值、中学生在校学生数和行政区域面积均对财政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为了验证这确实是《意见》中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和资源政策驱动上述变量产生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政策驱动机制，即对理论假设部分的假设1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运用三重差分变量对上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的变量再做一次三重差分检验。以圈层结构第十级为例进行中央苏区振兴政策驱动机制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其中三重差分变量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小学在校学生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虽然对中学在校学生数量未有明显作用，但结合基准回归结果说明中央苏区政策中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是有效果的，其机制表现为：一是中央苏区政策直接激励了第二产业发展，再促进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二是中央苏区政策加大了义务教育阶段投入和支持力度，间接地促进了高等中学教育发展，推动了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这也印证了“扶贫先扶智”“教育兴则国家兴”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基础教育是苏区振兴发展的关键。然而，三重差分变量对财政支出、贷款余额和行政区域面积均表明中央苏区政策中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资源政策是无效的，而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总溢出效应激活了中央苏区县（市、区）市场经济活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当地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优化承接能力和营商环境；二是金融机构加大了贷款力度，支持当地企业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的投资力度；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更加注重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合理利用资源优势进行协同发展。因此，政策驱动机制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1，并且表明政府在下一轮推行苏区支持政策时，应该更加关注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教育政策）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