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资产专用性、质量安全认知对水稻质量安全提升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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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溢价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来自江苏水稻种植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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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具体指标量化方面,本文借鉴Tadelis(2002),周振和孔祥智(2017)等人的研究,选用农用机械、厂房以及品牌建设等农业固定资产投入作为专用性资产的代理变量。(1)而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的量化,则在调研中设置“对水稻质量安全现状评分”这一问题,分值取值区间为1-5,依次表示十分轻微、比较轻微、一般、严重和十分严重,以农户的评分作为其水稻质量安全认知的量化指标。在指标量化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在全样本的分析中加入了资产专用性以及水稻质量安全认知的中介效应,具体的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资产专用性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并且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在品牌化影响质量安全的总效应中占比为23.16%。而水稻质量安全认知中介效应模型中,虽然品牌化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的质量安全认知,但是质量安全认知对亩均农药施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最终导致质量安全认知这一条路径未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由此可见农户的生产行为更多地受到经济因素的驱动,农户意识形态对其实践行为的约束作用并不显著。结合前文品牌溢价的中介效应分析可知,品牌化在品牌溢价和资产专用性两者共同的作用下,能够改变农户的生产性行为,促进水稻质量安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