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整体网络平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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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与演进逻辑——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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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整体网络的特征途径长度说明了组织内部的资源交换速率和中介水平，平均路径越长说明越有可能出现协同治理“代理人”，平均路径越短则说明政策网络中信息和物质资源的扩散速度就越快，政策学习能力就越强。如表4所示，平均路径由成渝经济区时期的1.6到成渝城市群时期的1.8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期的2.58，政策学习和资源流动速率经历了由快到慢的过程。政策网络的行动者在成渝经济区阶段仅需1.6个行动者就可以实现政策关联，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阶段往往需要经由2.58个行动者才能实现治理协同。出现该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强弱连带关系的转换。弱连带往往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源，而强连带则意味着强有力的执行。由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强连带逐渐取代了弱连带的地位，这些行动者为了实现治理的协同，往往要经由更长的路径才能得以达成。这也就造成了整个网络的凝聚力由成渝经济区时期的0.5变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期的0.325。二是首位城市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谋篇布局的初衷在于充分发挥重庆和成都的首位作用，拉动和辐射周边城市群。就政策网络而言，这种首位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交换和资源流动的中介上，首位城市在所属区域的集聚力、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越强，区域主导性和资源集中度就越高，周边城市就越需要通过与首位城市的联结，得以实现政策学习和协同治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期，节点往往需要2～3步（62%）才能达成联系，重庆和四川—成都分别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庆和四川部分进行领导和协调，通过双方的对话协商以及签订相应的框架协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整体布局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