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京津冀大气治理区域规划范围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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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环境治理目标责任制的运行逻辑与治理绩效——以京津冀大气治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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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目标责任制中的指标一经确定则具有较强的刚性，其完成情况会成为干部考核的直接依据，这导致跨区域目标多成为区域内的“最低目标”而非“平均目标”。不过，虽然指标数值的变动余地不大，目标体系的具体属性、内容以及制定过程等方面则具有一定的弹性，整个目标体系的设置过程是一个渐进调适的过程。第一，属地政府和职能部门等目标责任主体，在数量和范围上随跨界治理需求不断调整。随着京津冀大气治理的推进，政府对于“谁应该对跨界污染承担起责任”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目标责任主体的规划范围也随之更新。2012年《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京津冀地区”仅涉及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到“大气十条”执行时期，追加山东、山西、内蒙三省区，规范范围扩展至“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十条”后期，通过确认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划分了更为精确的“2+26”城市范围；到“蓝天保卫战”时期，与京津冀大气质量高度相关的汾渭平原成为重点防治区域（如表2）。又如，随着环境执法重要性的凸显，公安部在2018年正式加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第二，围绕指标设置合理性、可行性与考核结果汇报而设置的一系列会议、调研活动，实际上为各级政府提供了协商和反馈的渠道，政策手段、指标内容、监测标准等内容得以适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