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基于东道国收入水平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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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对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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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钟和徐慧娟指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贸易效应因国家收入水平不同而异[20]4-9。那么，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出口效应是否也各异呢？对此，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由于样本中低收入国家较少，故将其与中低收入国家合为一类）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第（1)（3）（5）列可以得出，不同收入水平下，中国OFDI出口效应的大小不同，其中，中国对沿线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大，可能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和中低等收入国家），大多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进入的生产率门槛相对较低，加之具有劳动等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主要有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两类，目的是企业利用既有优势开拓市场和优化资源配置[37]147-156。前文已分析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由表5第（2）（4）(6）列交叉项可以得出，不同收入水平下，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沿线高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中国对沿线中高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受制度距离的影响不明显，而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制度距离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存在较多的制度缺陷，企业为了生存就必须用各种技巧去疏通制度障碍[24]37-47。“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虽然可以为跨国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但由于与中国制度距离相差较大，受限于东道国企业强大的市场技能，企业无法用制度来弥补市场的经营成本，也很难采用非市场行为，同时西方的某些政治势力利用舆论指责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中国的正常经贸行为夸大为对世界经济的威胁，大大阻碍了中国的OFDI[36]59-75，因此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沿线高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而中低收入国家往往制度环境较差，中国企业在恶劣的制度环境中可能利用熟悉的“非市场技巧”疏通东道国规则，以制度代替市场建立关系网络，从而获得市场上的便利[24]37-47，进而有利于中国OFDI发挥出口创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