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每万人人民检察院批捕犯罪嫌疑人数对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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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支出与社会秩序、社会活力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论我国社会治理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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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Hausman检验，除模型8为随机效应模型外，其他模型均为固定效应模型，其中模型7的Hausman检验卡方值是负值，参考Stata 7.0 Reference及连玉君等（2014）的建议，我们选择汇报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下同。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01。

我们首先看民生保障支出与犯罪批捕率间的关系（表3）。模型1～4显示，单考虑某一方面民生保障支出时，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人均城乡社区事务财政支出的增加对批捕率有负向影响。再看模型5，汇总的人均民生保障财政支出增加对批捕率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6表明每万人社会组织数的变化对批捕率的影响统计不显著。当将民生保障支出和社会活力指标同时考虑时，模型7显示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人均城乡社区事务财政支出增加仍然对批捕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人均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财政支出对批捕率的影响变为正向；模型8显示汇总的人均民生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