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浑盖通宪图说》中十二宫与二十四节气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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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官修历书中的编新与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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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历书》后两批由徐光启的继任者李天经（1579—1659）进呈。李氏虽在政治上不具备徐光启的影响力，但在历法西化方面却激进得多。他曾多次提议改平气为定气注历，即使用西洋黄道体系作为立算之依据。尽管新法未在崇祯朝得以颁行，但其积累的影响并未因旧朝的崩溃而消散。新朝廷建立之初，在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的努力下，基于《崇祯历书》而改编的《西洋新法算书》成为官修历书，迅速得以颁行[9]。从总体看来，《崇祯历书》的翻译其实仅完成徐光启设定的第一目标，西法迅速的正统化，尤其改平气为定气注历，采用西方十二宫为主的坐标体系，已经背离了徐氏的初衷。因为，中国传统历法的基本型模是二十八宿坐标体系，十二宫坐标体系是西方天文学的基本坐标系。传教士等翻译的天文学并没有将西方的黄道十二宫纳入二十八宿坐标体系，而是与之相反，通过移花接木之法，将西方黄道十二宫引入中国，成为立算之根本。这一做法，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即可以直接将西方天文数表引介到中国，否则，翻译和转换数表的工作量将是巨大的。因此，从坐标系的角度看，实际发生的转变可以说是“融大统之材质，入西法之型模”。清初发生的有关历算方面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此。之后，康熙皇帝（1654—1722）通过“西学中源说”平息这场争议，学界对此已做了充分的讨论，本文主要关注于官修历书在“新”和“旧”方面的纠结于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