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社会性宗教信仰促进法治化的probit模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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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治理法治化研究——基于东南沿海城市社区的抽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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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的值为robust标准误。#、*、**、***依次代表15%，10%，5%，1%的显著水平。其中，社会性宗教信仰所揭示的社会法治化水平，为“边际影响”（社会法治化水平增加幅度）与“总体社会法治化水平”之比。以“国家意识”为例，社会性宗教信仰所揭示的社会法治化水平为22%/83%=

鉴于模型（1）涉及的均为二值变量，故使用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由表2可见，模型1表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方式与“国家意识”两者在5%的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国家意识”方面，宗教信仰方式揭示的法治化水平为27%。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来源地分别在5%、10%，10%的水平上对“国家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关于政治面貌，两者在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模型2表明宗教信仰方式对“执行者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达1%。产生的边际影响为16%，在这一方面，宗教信仰方式揭示的法治化水平为31%；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在10%的水平上与“执行者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别则在5%的水平上与其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