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近三年中央与地方预备费提取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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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折射下的我国应急财政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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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2018《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之“中央、地方一般公共预算预、决算”，表中的数字均为预算数

那么在预算费提取不足的情况下，数额巨大的应急财政资金从何而来呢？研究发现，汶川地震后，财政部门是通过调整预算来移缓济急的，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律下调10%，另外还“财政化”了巨额的捐赠资金。这种方式一来冲击了其它正常的资金需要，二来政府过多地代替社会也引来置疑。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们从相关报道中看到，用于疫情防控的财政资金也主要来自于调集中央各部门的存量资金，以及更加强势地“统筹捐赠资金”。这种事前不准备，事情发生后不问来源、不管性质，先把钱调过来用了再说的做法，不仅会冲击其它方面的正常运行，加剧当年经济社会波动，而且与理性的、科学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内涵极其不相称。换句话说，因为应急资金的制度性准备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使本来可以控制在局部的意外事件的冲击，衍化成对于整个财政甚至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