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3 机制检验:成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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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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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中为p值；（2）*、**、***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3）所有回归均采用了以企业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4）分组回归时，本文首先筛选出高（低）贸易成本国对应的处理组企业，然后一一找出其对应的用PSM方法匹配上的对照组企业，合并后使用基准模型进行回归，

其中，TRCOSTcn，j和TRCOSTj，cn分别表示中国向j国和j国向中国出口的贸易成本（假定双边贸易成本对称，TRCOSTcn，j=TRCOSTj，cn），EXPcn，j和EXPj，cn分别是中国向j国和j国向中国的出口额，GDPcn、EXPcn和GDPj、EXPj分别是中国和j国的GDP与总出口，s是双边可贸易份额（假定s=scn=sj），ρ表示替代弹性。由式（4）可知，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当双边贸易额上升即双方开展贸易较为容易时，贸易成本下降；当产出增加未能引致双边贸易增加时，双边贸易成本较大。此处使用的与出口相关的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GDP数据来自IMF数据库。由于本文测算的贸易成本是一个比值，不会受到缩减指数的影响，因此出口额和GDP都使用当年值[51]。就参数s和ρ而言，本文借鉴方虹等[51]的做法，将s设定为0.8，将ρ设定为5（低）、8（中）和10（高）。在此基础上，我们按中国与投资东道国贸易成本的高低将样本分为两组:首先，计算出各个年份中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取其均值作为综合反映中国与该国贸易成本的指标；其次，将各投资东道国按贸易成本均值由小到大排序，将高于中位数的归为高贸易成本国，将低于中位数的归为低贸易成本国。表13展示了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无论ρ取5、8还是10，核心解释变量du×dt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无论是向高贸易成本国还是向低贸易成本国进行服务型投资，都对出口二元边际有促进作用。但是从系数大小来看，投资高贸易成本国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与本文的预期一致。该结论从侧面印证了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成本效应驱动企业出口的作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