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代理成本与审计费用: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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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费用——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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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差经公司层面的聚群调整（cluster）；*、**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存在产权差异（王化成等，2016）。[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政府的“父爱效应”会使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政府投资以及补贴等方面更有优势，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饶品贵和徐子慧，2017），[1]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较小。表3列示了产权性质（Soe）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代理成本与审计费用三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列（1）Epu×Soe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列（2）、列（3）e3f4、e3f5、e1f5的置信区间都包含了0，意味着有中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除了受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内部治理的监督外，还要受国资委、审计署等的监督（李寿喜，2007），[13]其委托人监督成本高于非国有企业，同时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在职消费高于非国有企业（陈冬华等，2005），[28]管理费用率较高，因此产权性质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费用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有限。列（1）Epu×Soe的系数显著为负，列（4）Epu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而列（5）Tunnel×So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显著，说明产权性质通过增强第二类代理成本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间接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列（3）、列（5）Epu×Soe的系数显著，说明调节效应有部分中介效应。可见，产权性质能够抑制代理成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费用之间的中介效应，国有企业受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