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基于不同宏观制度水平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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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改善能够吸引中国OFDI吗——“一带一路”国家宏观制度异质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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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既有文献相比，本文有以下几点贡献：第一，补充了营商环境变量的指标体系。以周超（2017）等学者的研究为例，营商环境指标仅选取了前沿距离分数来衡量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水平，在此基础上笔者加入宏观制度调节变量，从而使得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宏观制度调节作用更为清晰和完整。第二，通过构建两类子样本——低治理水平和高治理水平东道国，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前者的直接投资显示出制度风险偏好特征；在低治理水平的东道国中，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却显示出明显的制度风险规避倾向。这也表明：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能吸引中国OFDI的宏观制度水平阈值大致为中国的同期治理水平指数。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通过扩大样本、改善宏观制度变量选择以及构建不同区域的子样本，进一步细化并识别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