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宏观审慎工具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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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与协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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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分类依据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催生的限制作用，将宏观审慎工具划分为三类（Dell Ariccia等，2012)[12]。第一类工具包括资本和流动性要求，通过提高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来调控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与成本，其中一个创新型工具代表是基于资产的准备金制度（ABRR）。ABRR与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动态拨备等传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相比，具有更强的逆周期调控能力。第二类工具包括对资产集中度和资产增长的限制，旨在改变金融机构资产的组成及风险特征（Risk Profile）。Lim等（2011)[13]指出，信贷增长上限以及货币错配限制等与信贷和资产相关的宏观审慎工具，可以应对过度杠杆化及相应去杠杆过程中可能形成的系统性风险。Cerutti等（2017)[14]利用IMF调查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是宏观审慎工具使用频率最高的经济体，发达国家则更倾向于运用狭义政策工具控制信贷，尤其是房地产信贷的增长速度。第三类工具包括贷款资格标准限制，通过限制有融资资格的借款人数量以提高整体的融资质量，而不加重借款人的利息负担。最大贷款价值比率（Loan To Value，Lim等，2011）以及负债收入比（Debt To Income，Galati和Moessner，2013）等宏观审慎工具均属于这一范畴，其主要用以解决抵押品估值和信贷总量变动引发的顺周期性问题。Punzi和Rabitsch（2018）[15]通过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信用水平的同质借款人的影响，发现在去杠杆政策遭受逆向的非系统性投资风险冲击后，个体和企业反而具有福利增进的效果，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效增加了居民的效用函数。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各国深刻反思监管制度疏漏带来的惨痛教训，并率先开展宏观审慎监管的探索，为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践提供了经验与相关依据（CGFS，2010）。本文参照Dell Ariccia等（2012）对宏观审慎工具分类的方法，针对不同亚洲国家运用的宏观审慎工具指标做出归纳、整理，如表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