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非正式制度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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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诚信制度建设能抑制企业腐败行为吗——基于信用监管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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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0.01、0.05和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表示的是聚合在66个行业水平的稳健性标准差。下同。

借鉴已有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测量方法，采用各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与儒家文化中心之间的距离表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大小[23，24]。儒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七个文化中心：鲁（山东曲阜）、洛（河南洛阳）、蜀（四川成都）、闵（福建三明和龙岩）、泰州（江苏东台）、浙东（浙江东部，如宁波、绍兴）和临川（江西临川）。根据上市公司注册地经纬度和儒家文化中心所在地经纬度算出两地之间的距离，用距离最小值表征该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力的大小。类似于诚信教育分组方法，将与儒家文化中心距离大于平均距离的公司设定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组，反之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列（3）、列（4）。列（3）表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组，城市信用监管排名位于96～190间的地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对企业腐败相对于基准组无显著变化，城市信用监管排名位于1～95名间的地区相对于基准组，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对企业腐败有显著抑制作用。列（4）表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组，城市信用监管排名位于1～95和96～190区间的地区，社会诚信制度系数均不显著。回归结果总体表明，深厚的儒家文化有助于提升社会诚信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促进企业遵守社会诚信制度，约束自身失信行为。